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

刘浩然看到这里不由诧异了，徐茂诚出身江南，虽然上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宁大学，但是也算是读程朱理学长大的，否定陆氏理学不算什么，将枪口直接对准程朱理学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这中间除了刘浩然对其的影响巨大之外，也说明他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

这篇文章大约五千字。从字行中可以看出其根本思想，那就是否定当今盛行的陆学、程朱理学。以民为本，保护私利，强调法治和君权来自民权。 这些都于刘浩然的观点非常接近，但是这其中还是有缺陷，例如，徐茂诚无法否安君权的权威性，在否定陆学和程朱理学之后，却不知道以何种学术思想去取代它们，也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刘浩然知道，这种缺陷是因为徐茂诚身处这个。时代受到的局限。在这个理学占据主流学术思智又不开化的时代和社会，徐茂诚虽然提出了以民为本，提出了初步民主一众治的等新观点，但是这一切必须又要靠刘浩然手里至高无上的君权去推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而且徐茂诚从小学的是儒家思想，以民为本也是从孟子等学说中引申出来的，他可以否定和批判陆学和程朱理学，却无法全盘否定儒学，因为这样他的学说就是“无根之学”了。

再说了，徐茂诚要是敢提出废除君权、建立民主制度的激进思想，先不要说刘浩然这个大明皇帝答不答应，依附在皇帝手下的文武百官以及各股庞大的利益集团会饶过他吗？

“昌信，你所书深合我心。”刘浩然的一句话让一直忐忑不安的徐茂诚放心了，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是根据在刘浩然身边当国务秘书时所受熏陶和影响所写，但是言辞归言辞，写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谁知道如此“尖锐。的文章会不会犯了皇帝陛下的忌讳。尽管徐茂诚知道皇帝陛下是一位极重民本。也非常开明的君主，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却一直没有把握。能够将这篇文章呈现出来，徐茂诚的确鼓足了勇气。但是他明白，这样的文章，如果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审阅和支持，贸然发表出来绝对是死路一条。

从这一点小徐茂诚引申出一个论点，那就是此前历朝法度不申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他吸收了刘浩然的一些想法，指出每一个人都会趋利避祸，他们做任何事都会衡量得与失，这是天生人性，跟读多少圣贤书没有任何关系。当他们觉得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所得，便会不把违法放在眼里。而当他们知道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所得，不用三令五申也会自觉地去遵守法度。

因此，徐茂诚指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国家最大的责任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论这个成本有多大，无论多么的“得不偿失。”必须一丝不芶地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他郑重指出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看到这里刘浩然深以为然，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就偷了一个钱包吗？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追究吗？公安部门查案的费用不知是这个钱包价值的多少倍？”可是他们就不想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值多少钱？

在经济方面，徐茂诚在人之私利观点上指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指出前朝历代，君主、贵族、官吏、地主世家们个个都“富得流油钱满库。粮盈仓。”而百姓们却穷困苦顿。最后矛盾激化时便酿成了民变，结果再多的财富也是烟消云散。

不过徐茂诚对经济方面不是很擅长，所以说了一个大纲和方向之外便不再细细论及了。

依次谈论了民权、君权、众治、法治、责任、义务、权益方面后，徐茂诚接着把矛头一指，开始抨击陆家心学和程朱理学。

徐茂懈糊披儒学本旨是“其行在孝悦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其女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徐茂诚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陆氏等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拣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因此他指出，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接着徐茂诚又将矛头指向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理学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小。直接将程朱理学从孔子儒学中一脚给踢了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