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风起云涌八

顾问团给谭嗣同等维新官员的意见就是；慈禧太后是一个政治斗争经验极为妖异的旧女性天才，这次的维新就是其投石问路的妥协产物。看不清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的人，就回去站队，跑去维护皇帝者都没有好下场，皇帝只是其手中的傀儡棋子，试探手下大臣心态的一个障眼法而已。

谭嗣同、梁启超、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刘光第、林旭等人毕竟都是儒学渊博之人，细思之下，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倒是每天去大内藏书阁去阅览清史资料，查找满清各个时代皇帝的执政，了解真正的帝王之术。

维新变法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环境中吊着，财政困难的满清朝廷，似乎都已经忘了西南六省的自治，上半年还在商量怎么攻打西南呢？现在几乎忘记了西南六省的存在了。

1898年的日子就这么晃晃悠悠的到了年底了。

只是没有协调管理好好各种行业民众的利益而已。20世纪末，中国提出的综合治理的观念，才是最合理的。中国大学生辩论赛上就是最佳答案。

谭嗣同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在这些改革实践中，可以看到谭嗣同的哲学理论水平，没有死忠封建君主的概念存在，比马克思主义先进太多了。

大家一可以看到德国间谍用马克思主义忽悠列宁，洗脑之成功可见一斑，斯大林作为一个智者，比列宁这个蒙古混血儿智慧高出太多，在其掌控大权后，又把这一套施加在李大钊，王明，周圣人身上，如果不是毛伟人和邓总设计师的力挽狂澜，中国还不知道会走向什么境地都不好说了，不过苏联解题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些都是思想之一的差异不说也罢。

总之在见证了台湾和西南的成功后，谭嗣同所代表的维新力量，是彻底的改变了，没有了原来的浮躁，急于求成的心态，由着死心塌地为皇帝卖命的康有为去和满清权贵和汉人官僚打嘴仗，自己做起了温和派改革家。

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有实权，改革方案再好都不会落实下去，还不如自己在湖南老家，脚踏实地的改革图强好些呢？好奈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是在按照维新变法，在实行变革，有自己这些人在朝廷上为其摇旗呐喊才是上策，不然只怕这一点改革成果都得会被毁掉。

这时的谭嗣同在没有那种死而后已的想法了，梁启超作为广东粤人，受台湾和西南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潮影响最大，儒家的精髓“民为重”被换成白话文的“为人民服务”。让这个儒学青年和谭嗣同的《仁学》很合拍。梁启超也就相应的，受西南联合军政府的指派和谭嗣同交流合作。

再加上其他学者的努力，本来已经改变的面目全非的历史，在维新变法时，也变得物是人非了，没有了原来变法时的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局面，维新变法就像温吞水似的，在悠闲地省份展开。

其中湖南，湖北最积极，湖南巡抚陈宝箴图的是实际，儿两湖总督张之洞图的是名利。辽东总督的刘坤一处境差些，这里是满清权贵扎堆的地界，阻力稍次与直隶地区了。

1898年的年底就这么起起伏伏的，勾心斗角的过着，常年混迹官场，政治智慧丰富的人，却知道一场你死我活的官场搏斗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