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本色 第445节

“这是咱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杜庸一脸严肃的说道：“既然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在罪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说服法院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工作重点。”

宋辉很理解杜庸的感受，明明知道被告人是孝子，但是却无力为他洗脱罪名，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罪轻辩护，这是最符合现实的，目前来看也是最可取的辩护方案。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对于何谓‘情节较轻’，目前尚无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会将义愤杀人、防卫过当杀人、帮助自杀、生母因无力抚养亲生婴儿而溺婴等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情节较轻’。

所以我建议杜律师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再加上本案在网上形成的大量正面评论，成功的希望比较大。”宋辉建议道。

第三，荣阳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且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

帮助自杀行为涉及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问题。被害人承诺，是指经权利人允许实施损害其权益的行为。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曾说过，‘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这表明在传统观念中被害人承诺对违法性的认定存在一定影响。

其实我本人对本案的被告人也很同情。

但是，在当代刑事理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存在一定的限制。

团队的律师献计献策，直到下班才散去。

……

这一日下午，方轶正在低头忙碌着，敲门声响起，进来一位圆脸的男律师。这位律师方轶眼熟，知道他是法律援助团队的律师，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方律师您好。我是法律援助团队的律师，周元中。”圆脸男律师进门后，自我介绍道。

一般来说，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即使是纯属于公民个体的私权，也并非完全由权利主体自由处分。比如生命权就不可自由处分，经被害人承诺而杀人的，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现行的《刑法》没有专门就被害人承诺问题进行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有被害人承诺情形的故意杀人，原则上都不将被害人承诺作为杀人犯罪的阻却事由，但可以作为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荣阳帮助自杀的行为虽然系在母亲吕艳兰的请求下实施的，但由于其侵害的生命权超过了被害人承诺可处分的范围，故不能排除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杜庸阐述着他的观点。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如果被告人荣阳构成故意杀人罪，如何判刑的问题。

说实话，我内心里也是同情被告人的。”宋辉见杜庸发表完了意见，把话茬接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