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远虑

这种级别待遇不是巡视员调研员那样的性质，事实上巡视员调研员这个设计到现在来看，实际是失败的，虽然起初设计这样的位置的本意是解决一部分人员的安置问题，但在实际上不管是其本身还是别人还是把他们看成领导干部，到最后这样的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

还有就是干部的任用也要做一些思考，现在的干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种伯乐制度。伯乐制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举贤制，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故事，就发生在春秋秦穆公时代。而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却因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韩愈的散文《马说》，其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更几乎妇孺皆知。

伯乐制，陆政东也是有思考的，陆政东甚至怀疑历史上根本没有伯乐其人。

整个先秦，东周和西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春秋和战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除了其他人们熟知的之外，用人机制的改变，也是这几个关键时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袭的分封制，西周的灭亡，其实也体制在分封制的不合时宜，代之而起的是举贤制。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

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共和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

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

举贤制相对于世袭的分封制，肯定是一大进步，然而，举贤却是一种典型的人治产物，没有制度性保证，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贤才推举上来。

正因为这种用人制度到一定的阶段变了味道，无力选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开始了科举取士，但伯乐制度这样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国内的各个历史阶段都能依稀看到……

而现在组织部门每次去考察干部，说起来就是一个伯乐相马的过程。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去考察干部的具有决定选拔干部的权力吗？

答案是否定的，决定干部选拔与否的权力并不在他们手上，真正有权决定的是不需要亲自出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马的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几个人谈话，提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记录的评语，就像老师给学生写的期末评语，全都是空话套话，用在谁的身上都适合。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者和执行者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

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而陆政东清楚。事实上和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相比，这些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才是真正撑起政府运转的重要基石之一，对于这部分支撑起政府底座的人，应该要在行政职务之外按照一定年限考虑其工资级别等待遇。